山区检察技术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检察技术是人民检察院实施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检察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没有先进物证技术手段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完善和运用，检察机关就不可能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就不可能有效地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发挥保驾护航作用，确保国家政治稳定。因此，当前如何增强时代紧迫感，实施科技强检战略，加强检察技术工作，促进山区检察工作纵深发展，是摆在山区特别是贫困山区检察机关面前亟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山区检察院技术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近年来，山区检察机关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采取措施，把加强检察工作中的科技含量、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作为一项重工作来抓，不断加强科学技术的应用，努力加快科技强检步伐，检察技术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山区检察技术工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实施科技强检，关键在于观念的更新。当前山区检察检察机关对技术工作还存在一些模糊的认识：一是认为技术工作无关紧要、可有可无。有些山区检察院习惯于传统的工作方式，观念保守，没有把科技强检当作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二是满足现状。不敢大胆接受新事物，不学习必要的科技知识或者缺少科技意识，认为一张嘴、一支笔、两条腿照样办案；三是存在“两难”思想。认为科技强检投资比较大，而山区检察机关的经费主要来自当地财政拨款，资金有限。如果将资金较多投入科技强检上，干警福利就会受影响，干警的一些实际问题就无法解决。如果加大干警福利投入比例，就会出现技术装备经费不足，科技强检难以尽快实现的问题。鉴于山区检察机关经费比较困难，干警福利待遇本身就不高，对经费的投入，往往会选择后者，即加大干警福利待遇。
2、地方财政的困难制约了山区检察技术的发展。山区检察机关的经费靠当地财政拨款，由于山区财政普遍困难，检察机关缺乏应有的资金支持，一些单位甚至连工资发放都有困难，检察科技经费投入更是捉襟见肘，对检察科技的投入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山区检察机关搞技术装备建设，首先面临的困难就是资金短缺的问题。由于资金短缺，检察机关无米下锅，造成了检察技术工作高科技含量小，技术设备落后。当前，山区检察院普遍存在的科技薄弱环节是：在日常办公方面，实用、先进的计算机局域网络没有全面建立起来，单位内部公文的流转处理、综合管理事务等还靠单纯人工运作；举报电话受理系统未实现电脑自动化；在自侦案件侦查中没有实现同步录像和全程录像，测谎仪等先进设备更无从谈起；检察技术用房和专业用房不达标甚至没有。等等。
3、技术人才缺乏，专业技术培训滞后。科技以人为本。发挥科技第一战斗力作用的关键是人才，科技强检战略的实施要靠人才。当前山区检察技术工作中普遍面临的尴尬局面是专业人才缺乏，从专业学校毕业的技术人员不多，甚至能够熟练掌握使用技术装备本领的人也是少数，致使一些经过认真争取、花大价钱买来的设备成为中看不中用的摆设。另外，山区检察干警科技知识的普及面不广，也是造成山区检察技术工作难以开展的主要原因，当前有些山区检察院重点科室均配备了电脑，但真正能应用的不是很多，普遍还停留于使用电脑打字的低水平。由于多方因素的制约，技术培训工作也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专业技术人员受培训的机会少，而且教育培训仅局限在一般性的知识学习上，没有突出重点难点，抓住薄弱环节，在高、精、深字上下功夫。
4、山区检察院之间技术交流、取长补短的机会不多。当前山区检察技术工作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一方面检察技术经费十分紧张，另一方面检察技术经费使用浪费现象严重，山区检察院之间没有很好的统筹协调，重复购置科技设备，或者盲目攀比，购置一些使用率不高的贵重设备。各行其是，各自为政，造成地区分割和学科分散的掣肘局面，无法形成整体合力，其结果是科技资源分散，系统运行效率低下，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二、加强山区检察技术工作的对策
当前在实施科技强检战略中，山区检察院取得了一定成绩，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还远远不能适应检察工作的需要，科技强检任重道远，山区检察机关要振奋精神，积极进取,谋思路，抓素质，努力开创科技强检的新局面。
1、领导重视，强化科技意识。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尤其是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瞬息万变，对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山区检察工作的任务更加繁重，传统的机关管理手段和过时的工作方式己难以适应山区检察业务的发展，科学技术对推进山区检察工作创新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因此，山区检察院第一把手要带头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把科技强检作为当前工作的一个重头戏，一是明确责任，狠抓落实。要明确责任，把科技强检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单位第一把手要认真抓好设备建设、人员培训、科技运用，切实加强对检察技术工作的组织和领导，逐步把科技强检的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二是健全机构，稳定队伍。要按照上级检察机关的要求设立专门的检察技术部门，配备精干人员，把专业技术人员安排在技术部门，并保持足够的力量和队伍的稳定，充分发挥专业人才在科技强检中的作用。三是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山区检察机关要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检察工作实际，结合上级检察机关要求的一致性和科技发展的先进性、实用性，改变过去零敲碎打、各行其是的做法，本着“先进性、实用性、先急后缓、逐项解决”的原则，制订科技强检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逐步实现办公自动化，并通过办公自动化带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各项检察业务科技化，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能。
2、争取各方支持，加大科技投入。山区检察机关经费一向十分紧张，筹集资金是山区检察院改善技术装备，提高科技含量，实现科技强检面临的最大问题。面对建设资金和技术力量不足等实际困难，不能依赖和等待，要明确思路，开源节流，想方设法增强科技投入，把这项工作真正落实到行动上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上。一是要以良好的执法形象、良好的工作业绩赢得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在开展工作中，检察机关要积极向党委、人大、政府等主要领导请示工作、汇报情况，并注意抓住机遇，利用这些机会，摆实际困难。这样，既使党委政府等对山区检察工作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认识到检察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又使他们认识到由于检察技术落后，制约了检察工作的发展，检察工作在服务党委和政府工作中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出来，从而赢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从而争取党委、政府领导对科技强检给予政策倾斜，增拨专项经费。同时，要积极争取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在配置和安装使用技术设备方面，减少和防止走弯路。二是合理利用资金，开源节流，缓解资金不足的困难。山区检察机关要注意紧缩内部其他开支，计划用好每一分钱，把钱用在刀刃上 ，从每年财政下拨的办案业务费中有计划地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购置技术装备。
3、充分运用现有技术装备服务检察业务工作。山区检察院要注意抓好检察技术手段的运用，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装备和专业人才，努力服务于检察工作，促进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的提高，从而带动检察技术工作的发展。一是加快信息化基础建设的步伐，以运用计算机技术为核心，初步实现办公自动化。信息化建设是山区检察机关实施科技强检战略的重要内容，要充分运用现有现代办公设备，发挥其效率高、质量好的优势，如传真、复印、打印等设备的应用，改变过去工作效率低的状况，加速办公流程，减轻工作量。山区检察院要注意开发电脑功能的运用，加快办公自动化的进程，使用各类电脑软件，促进各类案件、举报线索、工资、档案、检察羁押等工作的规范化管理。二是运用检察技术服务办案。离开办案，检察技术就没有用武之地。检察技术要为自侦部门查办大要案收集、固定和甄别证据服务，如广泛使用视听器材，将案件涉及的主要物证、书证用录像、摄影形式固定下来，便于搜集完备、固定的证据；采取录像形式将审讯过程全程拍摄，防止嫌疑人翻供、串供。同时，山区检察机关要把现有的科技设备与法医、文检、痕检、司法会计等技术鉴定紧密结合运用，发挥科技强检的威力。只要充分运用现有检察技术装备服务检察业务工作，促进检察业务工作的发展，检察技术工作自身也就会随着检察业务工作的发展而得到发展。
4、以人为本，加强科技培训和科技交流工作。山区实施科技强检战略，配备现代化的科技装备只是前提，更主要的是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检察技术精兵。一是要严格按照“一专多能”的要求抓好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办案人员运用检察技术的能力和办案水平。同时抓好技术人才的吸收和配置工作，招收干警应要求应聘者具备计算机操作能力，将一些具备较高技术操作水平的人员配置到技术装备部门，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二是抓好技术人员的培训和教育工作。专业技术人员是科技强检的关键。山区检察机关要制订培训计划，加强全体检察干警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使每个干警都有受培训的机会，人人学科学、用技术，形成制度、形成风气。对于专业技术人员还要定期走出去，通过学习和交流，取长补短，更新知识，不断充实自己，提高专业水平。三是抓好检察技术交流工作。要创造条件，广泛建立检察技术门类，深入了解和探讨新形势下的侦查手段，促进技术课题的开发，多渠道进行技术交流，加强与邮电、公安等部门的技术交流，取长补短。同时，在条件许可时组织技术人员赴经济发达地区的基层检察院参观学习，全方位接触和掌握高新技术的发展动向，开拓视野。通过多层次、多方面的交流和借鉴，不断提高山区检察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与时俱进，切实把山区检察机关战斗力的提高转到靠科技进步上来，进一步推动科技强检战略。

广东省五华县检察院 蔡仕强
二00七年七月


论诉之利益
——基于正当利益的司法保护及中国实践

黄 忠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

【内容摘要】在解决新类型诉讼的过程中，针对法律不明的现实，理论上对传统意义上的诉之利益概念进行了拓展。本文将从正当权利的司法保护及纠纷的司法最终解决角度来探究诉之利益的概念、特点及认定标准，由此来更安全、合理地启动诉讼之门。
【关键词】诉之利益 新型诉讼 法外权益

一、问题的提出
就像谷口安平教授所言：“在今天的日本社会里，出现了过去曾未有过的种种新类型
的诉讼。”[1]在当下中国，这种新型诉讼也不断出现。以下引述三个新类型诉讼的典型案例。
案例一：原告陶某因车祸致其嘴唇裂伤，故向法院诉称，因其嘴唇伤裂无法享受与亲人亲吻时的愉悦，而要求肇事者赔偿其亲吻权受侵害而造成的损害。[2]
案例二：1999年7月西安市民王某向法院诉称：被告西安有线电视台在播放《还珠格格》续集时，滥播广告，其中第14集插播广告70条，该集时间共约70分钟，而广告时间就占了27分钟，因而原告认为被告的上述行为侵害了其“正常收视权”，要求予以赔偿。[3]
案例三：吉林省长春市某殡仪馆一大早误将灵车开到陈某家，称要接陈某的遗体，吓得陈母当场心脏病休克，经抢救脱离危险。而事实上，陈某却出差在外好端端地活着。因此在与殡仪馆协商无果后，陈某遂以一纸诉状将殡仪馆告上法院，要求其赔偿医药费及精神抚慰金。[4]
很明显，上述案件中原告所称的利益并未为现行法所“涵摄”，换言之，这些利益是没有被现行法赋予其“法律上之力”的，因而从严格执行现行法律来讲，这些纠纷是不能被纳入诉讼程序的。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些利益完全不同于赌债，它们在道德上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也符合一般人的正义观念，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权利在国外已为立法，尤其是司法所认可。
针对现行法律的禁锢和乏力，要想对这些利益予以司法保护，就须对我们的现行的诉讼法理论加以修正，必须要找到一种新的理论对这一问题的司法解决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诉之利益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而得以修正和发展的，从过去作为防止滥诉意义上的诉之利益到现今作为诉权保护意义上的诉之利益，其概念本身亦有其不断演进，甚至嬗变的过程。因而正确认识诉之利益在当下社会背景中的恰当内含并基于此而构建一种可行的诉讼程
序，应当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因为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说是符合保护公民
正当利益的现代司法理念的。当然，为取得对诉之利益的广泛认同，首先必须要在理论上阐明对这些存于法律之外的利益予以司法保护的原因所在。所以本文将首先对法律之外正当利益的客观存在及须给予其司法保护的原因进行阐述；然后对诉之利益的含义、特点作以分析，进而提出认定诉之利益的参考标准；最后从中国的司法实践出发，提出几个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诉之利益解决新类型纠纷的过程中所应注意的问题。
二、给予法律之外的正当利益以司法保护的原因分析
（一）法律之外亦存有正当利益
1．权利不限于法律上的规定，法定权利不是权利的全部。[5]这一观点已被法理学所普遍认同。换言之，法律上的权利仅仅是整个权利（或说利益，下同）体系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亦存有正当的利益。为了更好地认清这一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有学者提出了权利的三种存在形态理论，即将权利分为“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三种。按此论述，“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三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作为价值概念的应有权利，是指人们积极追求的合乎道德的应为法律所确认和明确保护的权利。注意，这种权利实际上不一定已为现实法律所确认，但却是“应当”在目前或将来予以确认的。而法定权利则是应有权利的法律化和制度化。最后，现实权利则是法定权利实现的结果或形成的一种实有状态。[6]很显然，从价值化、法律化和实践化三个角度来认识整个权利体系，我们就必须承认在法律外亦存有正当的利益，即“应有权利”。
2．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却常青。同理，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一种上层建筑
的法律亦有着不可回避的滞后性。实际上，纠纷的发生不是依据实体法律设定的规范和模式，而是根据社会条件和社会生活本身的运行而出现的，我们如果承认立法与社会生活存在距离（笔者注：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自然不能要求纠纷的形成与实体法律的规定保持一致，否则真是削足适履[7]。质言之，任何法律由于都是过于制定的，因而，肯定存在“新生的权利”。
3． 成文法总是有漏洞的。由于实体法规范的普遍性特征与事物的特殊性，立法者认
识上的局限性和社会关系的无限复杂性，法律语言本身的模糊性，决定了法律本身必然有着天生的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即完全有可能存在“漏列的权利。”
4．宪法权利亦是必须加以保护的。现实中针对上述案件，法院多以于法无据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然而，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中，不仅有《民法通则》、《合同法》这样的基本法，更有其上位的根本大法《宪法》。具有“法律上之力”的权利，其力之来源决不应局限于基本法，更应包括《宪法》。更重要的是，在成文法国家，宪法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弥补一般法律的漏洞，避免出现法律真空。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一定意义上正是指在一般法律的后面，还有一个最高法即宪法把关，可以避免法律漏洞的发生。[8]诚然，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虽然，在司法制度上，我们仍未真正确立宪法诉讼制度，但实践中，公民以《宪法》的名义来维护其正当权益的事件不断出现。从青岛三位中学生状告教育部到北京一老汉手持“宪法”拒绝拆迁。①这些事件都表明，无论是从维护《宪法》之权威性，使之不会成为所谓的“闲法”；还是从保护公民正当合理的权利来讲，都必须确立宪法诉讼机制。
综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法律规定的“法定权利”之外，亦存有“应有权利”、“新生权利”、“漏列权利”和“宪法权利”等正当权利。为了克服这种缺失，一个重要的补救措施便是将人的因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引入法律的运作程序，以司法者的认识来补正立法者认识之不足，使绵延的司法过程成为短暂的立法过程的逻辑延伸。[9]
（二）因上述权利而生的纠纷应纳入司法程序予以解决，进而赋予其“法律上之力”。
如果，我们承认在法律之外有正当权利的存在，那么我们必须在这些权利难以实现时，赋予其“法律上之力”。也就是说，对因各种正当权利而生的纠纷不能以于法无据而不予受理，对此，理由如下：
1． 从权利本身的概念上讲，一方面“无救济则无权利”，另一方面“无法走向和接近
救济”亦无权利。[10]能否将上述的纠纷纳入司法程序加以解决，不仅影响公民的诉权本身，亦对其实体权益有巨大影响。仅仅承认法律之外，亦存有正当权利，但却在该种权利受到侵害时不予救济，则无异于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权利的正当性。从法理学角度讲，承认权利的存在，就必须予以保护。
2． 从国家的职能来讲，对上述纠纷的司法最终解决是符合国家职责的。在现代国家
中，不仅国家力量取代了个人力量，“公力救济”取代了“私力救济”，而且，“公力救济”也被视为国家的一项职责。[11]国家及附属机器的产生和出现，是为了防止人类在无谓的冲突中归于消亡，国家产生的重要使命就在于凌驾于社会之上而调节和遏止社会冲突[12]。因而即使法律对当事人的纠纷没有纳入法律规范予以调整，但法院亦不能以此拒绝审判，因为这不符合司法以解决纠纷为宗旨的含义。正是因为此《法国民法典》中便有法官不能以无法律依据为由而拒绝审判的规定。
3． 从世界的发展趋势来看，这种纠纷也是应纳入司法程序予以解决的。从《世界人
权宣言》第8条：“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承认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都有权向有管辖权的国家法院对这种侵害行为请求实际的救济。”实际上，通过在既定法律中开列权利清单，以立法的形式来构建和完善权利保护体系决非正当权利保护的唯一方法。在法无明文规定时，司法亦负有保护正当权利的重任。对此，我们可以观照一下英美法的发展史就不难发现，可以说整个英美法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通过诉讼从而引发权利的不断生成和拓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院通过个案的解决一方面实现了对公民正当权利的保护，同时又使自己赢得了声誉。对此有学者指出：“保护潜在的权利人也是判例法有着旺盛生命力的缘由”[13]。基于此，德、日等国家亦开始了类似的尝试，从而在司法实践中拓宽了法院的受案范围。如日本有关日照权的诉讼。
当然，必须认识到，从严格依法审判的角度讲，上述纠纷似乎存在“法律上的不明”，
因而在实践中要想解决纠纷必须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对此我们不妨借用一下证据理论中的证明责任的概念来作以论述。我们知道，事实和法律是三段论式的判决中的两个必要前提。然而在现实际中，案件事实有时是很难查清的，或根本就不可能查清。但另一方面法院又不能以事实不明为由拒绝裁判，所以在证据理论中就产生了证明责任这一概念。从根本上讲，证明责任所针对的便是事实不明问题的处理。沿着同样的思路，由于法院亦不能以无所法律依据为由拒绝裁判，因而我们针对“法律不明”，也可找到一个解决方法——诉之利益。换言之，当纠纷无法律依据时，可凭诉之利益来予以受理。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承认诉之利益作为发动诉讼基础的观点，并不是否定管理权理
论的价值，而是说在传统理论不能解决问题时而适用的一种补充性理论，对此仍可借鉴证据理论中的危险领域说对法律要件分类说理论的补充作用来予以认识。
还需指出的是，由于英美法实践的是事实出发型思路，因而在英美法中上述纠纷是很
容易进入司法程序的。因而在英美法中就不需要存在诉之利益的概念。正是因为此，在美国才会出现儿子告老子，学生告老师，顾客告理发师等在我们看来是不能理解的诉讼。[14]由此，在英美法中如何防止滥诉便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然而，在大陆法国家中由于其贯彻的是法规出发型的诉讼理念，它在诉讼启动前便以既定法律对各种纠纷予以筛选，这必然会减损对正当权利的保护范围。在实践中很有可能将那些请求对正当权利予以保护的诉讼拒之门外，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传统意义上的诉之利益便一反其消极的排除不当诉讼的功能，转身具有了保护公民正当权利，扩大司法保护范围的积极价值。除特别说明，下文都是在诉之利益的积极功能层面上加以展开的。
三、诉之利益概念、特点及理论研究价值之探究
在我看来，诉之利益概念的修正在一定意义上讲是“西法东进”的结果，大陆法为适
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谋求对公民权利的更大保护，因而必须首先在可诉范围上打开闸门。诉之利益便是启动这扇闸门的一把重要钥匙。由于这一钥匙的提出或说其价值从消极转向积极主要是学习和参照英美法实践的结果，因而在现有的理论中对诉之利益的基本内容、特点和理论研究的价值等问题都未有深入的研究。但要使得诉之利益课题研究的深入，对上述问题又不能回避。因此，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如下分析。
（一） 诉之利益概念之界定
当下，对诉之利益概念进行阐述的文章并不多，但许多学者在对诉权的论述中对此也
予以了界定。以下是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论点。
江伟教授认为，诉之利益是指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民事纠纷时，需要运用
民事诉讼予以救济的必要性。[15]左卫民教授亦持这种观点。[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