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证据交换，是指于诉讼答辩期限届满之后，开庭审理以前，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当事人相互明示其持有证据的行为或过程。我国的证据交换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在审判实践中，一些法院通过推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都在以不同的形式或就证据交换进行实践与尝试，且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在审判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就此谈一些个人的看法，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证据交换制度存在的问题


　　1、证据交换的期限是否就是举证期限不明确。举证时限制度与证据交换制度是密切联系的，举证期限的确定也涉及证据交换时间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之日即为举证期限届满之日。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在审判实践中有可能发生举证最后时限与证据交换的时间不一致的情形，因为并没有规定当事人协商确定的举证期限与当事人协商确定的证据交换的时间必须一致，也没有规定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与指定的证据交换时间一致。如果举证期限与证据交换时间不一致，以哪个期限为准？这条规定有模糊之处。为了合理运作，实践中应尽可能统一举证期限和证据交换时间，法院在确定证据交换时间时，最好将证据交换时间确定为举证期限的最后时间，否则当事人坚持在交换证据后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证据时，要予以否定就缺乏说服力。


　　2、主持证据交换的主体不明确。《若干规定》的出台，是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实现公正与效率，深化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它标志着司法审判的中心将从法庭审判转向审前准备工作，案件的大部分审理工作都将在审前准备阶段进行。证据交换属审前程序的组成部分，审前程序必须在法官的主持下进行，证据交换也已明确规定由审判人员主持。但主持审前的法官是否适用继续主持开庭审理程序，如果不予以分离，势心有“先入”效应，如果予以分离，让两者各司其职，则应谁主持审前程序？这些在〈若干规定》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目前各地做法不一，有的由庭准备法官主持，有的由主审法官主持。在基层法院，证据交换一般还是由审理该案的合议庭成员主持。这固然跟我国现实情况有关，但如果审前程序的法官没有作好相应的工作，所有的准备工作还得由审判程序完成，又违背设立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初衷，故对此应有较明确的规定。在目前情况下，至少应明确不在立案庭和民事审判庭等业务庭从事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主持当事人交换证据。


　　3、增加确定诉讼请求的内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明确，直接影响着案件开庭的质量和效率，如果证据交换时能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确定，对庭审有促进作用。原告有时因情况的变化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又存在反诉的可能，诉讼请求的变化相应引起证据的变化，这对证据交换制度是一种冲突。〈若干规定〉虽然对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反诉的的提出有规定，但如能在证据交换时确定，可以减少程序上的繁琐。确定的方式可采取直接询问的方法。


　　二、对证据交换制度的对策


　　1、设立证据失权制度。当事人在收到法院证据交换通知书后，存在有选择地提供证据或不提供证据的可能，仍然存在搞证据突袭。这种可能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当事人当时没有这一证据不可能进行证据交换。二是当事人知道存在某一证据，但无法收集，或虽向人民法院申请取证，人民法院没有收集。三是当事人有某一证据，但不提交进行证据交换。为了避免当事人不提供证据进行交换或搞证据突袭，应当推行证据失权制度。证据失权，是指当事人丧失提出证据的权利，实质是丧失证明权。证据失权制度，是指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没有向法院提出的证据，在期限经过后不得再次提出，当事人因此而丧失证据提出权和证明权的一项制度。证据失权制度有利于公平原则的落实和程序公正的实现。在法律上规定证据失权制度，通过设置提供证据的期间，能够为双方当事人创建进行诉讼行为的平等机会。而证据在期限经过后失权效果的产生，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在法庭审理中出现的突然袭击而导致一方不利的诉讼境地。


　　2、法官在证据交换中应充分行使释明权。法官释明权是指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行使的一项具有权利义务合并性质的诉讼指挥权，是一种法官为了明了原告或被告主张的请求和事实情况而对当事人的主张和举证加以引导的积极行为。法官在证据交换中充分行使释明权，既可以有效确保实体判决之公正，又可以权大提高审判效率。如对请求权基础的释明。请求基础是当事人诉讼请求所依赖的事实及法律理由，由于当事人法律素质等原因，其请求权基础可能出现错误，此时，法官不应予以简单驳回，而应予以释明后，由当事人再作选择。如果原告起诉主张继续履行合同，但在证据交换时，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认为合同无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不告知原告，原告肯定败诉，如果法院告原告，原告就可以改变诉讼请求。还有对继续提供相关证据的释明，证据是认定事实的关键，也是当事人取得胜诉判决的基础。对当事人在证据交换中所举证据不足以认定相关事实的，法院应注意加以引导，予以释明。此外法官在证据交换中还应注意对交换程序的简要释明，即告知当事人证据交换的的规则和程序，所出示证据的规格要求等。以及对交换行为的简要释明，主要是指导当事人有针对性地进行举证，并对有争议的问题提出鉴定、对当事人已经交换并表示无异议的证据，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更改或者撤销等。


　　（作者单位：江西省黎川县人民法院）



　　　　　　　代表有权审议公务员的薪水

　　　　　　　　　　　　　　　　　杨涛

“公务员加薪问题今后应纳入人大财政预算的审议中，将其制度化、规范化。”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时，提出这样的建议。（《北京晨报》3月9日）
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国家的财政的收入来自民众的纳税，国家财政的收入主要也是为支付为民众服务的费用和各项开支，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此民众纳了税就有权知道和决定财政的开支。而公务员的薪水由国库开支，来之于民，民众当然有权通过其代表来审议薪水开支情况，以决定这些开支是否有为维护行政运转之必要和增长是否合理。比如就加薪而言，其理由是否符合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教授刘凯欣代表所说的几个前提：“国民收入普遍有显著提高，并且公务员为公众提供了更为高效优质的服务。”因而，人大审议包括公务员加薪在内的财政预算是民主国家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世界各国，审查预算是议会的最主要的职权和工作之一，也是监督与制约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议会控制了预算，使得政府不能恣意花钱，使得纳税人的钱花在最合理之处。
因此，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今后要将公务员加薪问题应纳入人大财政预算的审议中，将其制度化、规范化的建议，是很及时，也是很有必要的。钱袋控制在政府手中，公务员加薪又由政府自身说了算，这不但会挤兑其他正常的财政开支，而且还可能因为不受监督出现财政的无底黑洞，公务员队伍的数量可能借助这无底黑洞的财政而无限制地膨胀，各种贪污、挪用公款的行为也可能从中发生。
所以，不仅公务员加薪应纳入人大财政预算的审议中去，而且公务员的每年的薪水的开支都要纳入人大的审议；不仅公务员在明里的各种加薪要纳入人大的审议，而且单位发的各种暗地的福利、灰色收入都要纳入人大的审议。前些日子，一些地方纷纷推行“廉政保证金”、“荣休金”，姑且不说这些特殊的补贴是否合理，但作为一种变相的加薪，首先就必须从程序上做到公正，必须由人大来进行审议并通过再执行才具合理性。从另一方面说，将公务员的薪水纳入人大预算审议中，还可以防止公务员赖以养家糊口的薪水不至于让地方政府领导挪用挤占到他处，只给公务员口头的兑现。
但是，以目前人大对财政预算的审议状况来看，将公务员加薪问题纳入财政预算的审议也面临着重重困难。政府提交给人大的预算报告薄而短，各项明细开支并不很清楚，因此，就是将公务员加薪的开支也纳入预算之中，人大代表能否予以有效监督也是个问题。去年，广东、浙江一些省份改革了预算报告，但是厚厚报告，而人大会议时间有限，并且人大代表并不都具有审议预算的专业水平，这也将影响到预算审议的效果。因此，人大代表不仅有权审议公务员的薪水，而且要审议好公务员的薪水开支情况，任重而道远。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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