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查处无照经营行为条例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58号


（2001年5月25日经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自2001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查处无照经营行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营利性服务，法律、法规规定应登记的，经营者应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临时占道经营，符合城市容貌管理规定的，应持临时占道许可证及相关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在批准的地点和期限内营业。
本条例所称无照经营行为，是指违反前两款规定，擅自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营利性服务的行为。
第三条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依法查处无照经营行为。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应加强对查处无照经营行为工作的领导，市政、规划、公安等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按各自职责，积极协助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做好查处无照经营行为的工作。
第四条 查处无照经营行为，应坚持引导与查处，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经营者应将营业执照置放在生产场所或营业场所的醒目位置。
经营者应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验照、年检、变更登记或其他手续。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为无照经营者非法提供营业执照、合同文本、银行帐户、发票等经营条件。
第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无照经营行为时，可行使下列职权：
（一）调查涉嫌无照经营的经营者及相关的组织和个人；
（二）查阅、复制与涉嫌无照经营有关的合同、发票、帐册等经营资料和财务资料；
（三）检查与涉嫌无照经营相关的场所和物品；
（四）扣留、封存与涉嫌无照经营有关的资料和财物；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职权。
第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施扣留、封存措施、应遵循下列规定：
（一）须经市或区、县（自治县、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交通不便地区或不及时采取扣留、封存措施可能影响查处时，可先予扣留、封存后，在三个工作日内补办批准手续；
（二）须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执行，并应着装和出示有效执法证件；
（三）出具扣留、封存财物通知书，并告知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诉讼等权利。对扣留、封存的资料和财物，应当场开列清单一式二份，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或盖章，一份交当事人。当事人拒绝签名或盖章或当事人不在现场的，应有两名以上见证人签名，并由执法人员注明情况。
（四）对扣留、封存的资料和财物，应妥善保管，严禁动用、调换或损毁。被扣留、封存物品易腐烂变质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可先行处理。
（五）扣留、封存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因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需延长期限的，应经市或区、县（自治县、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
第八条 未依法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而冒用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名义，或未经登记，以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或营利性服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从事前款规定以外其它无照经营行为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视其情节轻重，责令停止，并可没收相关生产经营工具、设备、物资及违法所得，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条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按以下规定处罚：
（一）未将营业执照置于生产经营场所醒目位置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二百元以下罚款。
（二）不依法办理验照、年检、变更登记或其他手续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办理，可并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三）为无照经营者非法提供营业执照、合同文本、银行帐户、发票等经营条件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对无照经营者非法持有的营业执照、合同文本、发票等，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有关部门予以收缴或依法处理。
第十条 当事人非法动用、调换或隐匿、转移被依法封存的财物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以被隐匿、转移财物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被隐匿、转移财物价值难以确定的，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一条 当事人拒不执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可将依法扣留的款项用于抵缴罚款或没收款。有扣留、封存的物品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规定予以拍卖或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拍卖所得价款或变价款用于抵缴罚款或没收款。
第十二条 工商行政管理所可对个人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作出处罚。但罚款额超过一千元或者没收违法所得额超过二千元的处罚，应由市或区、县（自治县、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出。
第十三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施处罚时，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经营者，应告知其办理营业执照。
第十四条 当事人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五条 当事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阻碍、抗拒执法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查处无照经营行为工作中应当公正执法、文明执法。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人身、财物损害的，依法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1年7月1日起施行。


2001年5月25日
恢复性司法在国外的实践已经有大约30年的时间，但直到本世纪初的2002年，才译介入我国。不过，这一理论的“本土化实践”进程非常快，从2004年开始，实践中就有了被称为“恢复性司法”的探索。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中，为了贯彻未成年人司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人民法院在审判组织、审判程序和法律适用等方面，也不断进行新的尝试。短短几年的时间，已经有不少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建立了“恢复性司法”的操作规范，正在将实践制度化。

实践中的“恢复性司法”模式主要在于弥补被害人的损害，一方面促成未成年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损害，另一方面促成未成年被告人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向被害人道歉。这一“恢复性”司法模式其实就是“被害人—犯罪人调解模式”，也可以称为“刑事和解”。笔者并不否认这一实践的重要意义。但必须指出，这种刑事和解模式，在实践中早已有之，很难说就是“恢复性司法”理论的一种中国化实践。

刑事和解模式的产生缘于对被害人利益的重视。传统刑事司法强调犯罪是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侵犯，惩罚犯罪的权力应由国家垄断，而因犯罪蒙受巨大损害的被害人在传统刑事司法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一般没有收入，赔偿能力十分有限，由他们来承担赔偿责任的可能性更小。很多被害人因为遭受犯罪，生活陷入困境，不得不四处上访寻求救济。这无疑给法院带来很大的压力，使他们必须正视被害人的利益保护。于是，人民法院开始在审判中加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并将积极赔偿作为量刑的重要因素，鼓励被告人及其家属积极赔偿，以解决被害人的救济问题。由此可见，刑事和解是人民法院为了解决传统刑事司法中被害人利益问题一种被动的回应，而非受某种理论影响的主动创造，它仍是在传统的刑事司法中的改革。

恢复性司法是在批判传统刑事司法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模式。传统刑事司法将犯罪归结为个人的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因而要求个人为他的犯罪行为付出代价；同时，由于犯罪对国家利益构成了威胁和侵犯，国家应当垄断刑罚的制裁权力，而不能交由个人行使。正是在这些认识的支配下，才有了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刑事司法原则，如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等。但这种刑事司法模式忽略了不同被告人之间在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差异，更忽略了引发犯罪的社会因素。到了十九世纪，由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广泛而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大量问世，使人们能够对犯罪的原因进行更为全面的思考，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刑事实证学派”，他们可以充分的利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把人的生理、心理与社会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看作引发犯罪的重要因素，并从另一个视角审视曾经视为罪恶乃至罪孽的犯罪行为。

既然犯罪行为不应视为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要求他们无条件的为犯罪承担一切后果自然并不公平。进入二十世纪后，人们对犯罪的认识更加全面。人们开始认识到罪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受害者，需要全社会帮助而不仅仅作为惩罚和报复的对象。正是在人们认识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一种与以前不同的恢复性刑事司法模式才应运而生。这种模式认为社会对于罪犯的犯罪行为也负有责任，刑罚不能仅着眼于惩罚罪犯和预防犯罪，更应当着眼于发掘罪犯犯罪的原因，恢复因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通过矫正、改造和帮助，使罪犯能够重新回归社会，也使社会秩序和社会公众的心理能够得到平复。

因此，恢复性司法是“一个特定的侵害的相关各方聚集在一起处理和解决该侵害现时所致后果及其未来影响的过程。”对于被告人而言，恢复性司法要调查并分析他犯罪的多方面因素，从源头上消弭各种引发犯罪的因素，通过各种方式促使罪犯认识到犯罪给他人和社会造成的损害，并帮助他回归社会；对于被害人而言，恢复性司法不仅赔偿他们现实的物质损失，还要修复他们因犯罪而带来的内心恐惧、气愤、仇恨等情绪，恢复正常的生活，尽可能与罪犯达成谅解；对于社会而言，重要的是恢复犯罪破坏的社会秩序，修复社会公众对于社会安全的焦虑和恐惧心理，最终接受罪犯回归社会。

基于对恢复性司法模式的上述理解，当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刑事和解”模式在恢复社会关系方面的不足体现为：首先，刑事和解模式认为犯罪主要是侵犯了被害人的私权，这种私权应当优先于国家利益受到保护，因此被害人的利益应当处于刑事司法的核心位置。但犯罪不可能仅仅涉及，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涉及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的问题，将犯罪主要视为被害人和被告人关系遭到破坏的观点模糊了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的区别，动摇了刑事司法存在的根基。其次，刑事和解模式未必能够起到教育未成年被告人的作用。审判程序中的道歉和赔偿有可能成为未成年人为了逃避惩罚而不得已的选项，如此，教育和挽救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再次，刑事和解模式中未成年被告人可能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在刑事和解模式中，和解与否是和量刑轻重联系在一起的，被告人或者他们的父母、辩护人就可能担心不同意和解方案，或者道歉不够深刻而影响量刑，从而在庭审中不敢充分地为自己辩护。最后，刑事和解模式仅仅着眼于恢复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因为犯罪而破坏的关系，完全不涉及被告人和社会公众关系的恢复。

本文并不否认当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中被称为“恢复性司法”的刑事和解模式自身的价值，也不否认它确实部分地解决了传统刑事司法的问题。但是，如果要作为一种恢复性司法模式，刑事和解并没有担负起恢复性司法所要实现的功能。我们如果要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引入恢复性司法，实现恢复性司法的价值和目标，就不能仅仅是促成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和解就了事。

首先，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引入恢复性司法，应当更新刑事司法的目的。在恢复性司法中，要立足于预防犯罪。预防犯罪也是传统刑事司法的主要目的，但在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中，预防的方式应当不同。一方面是特殊预防，即要通过恢复性司法模式防止未成年被告人再次犯罪。预防的方式不仅是让未成年被告人切身感受到因为犯罪而丧失自由的痛苦和不便，而且要针对未成年人生活背景进行社会调查，分析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诸多原因，继而针对这些因素尽可能为未成年被告人今后的学习生活创造好的条件，防止他日后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另一方面是一般预防。通过案件的审判，使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社会因素能够得到重视，使那些和本案未成年被告人有同样生活经历的未成年人能够得到父母、学校和社会的帮助和关心，减少他们犯罪的可能。

其次，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引入恢复性司法，同样要重视未成年被害人的利益。发生在未成年人之间的犯罪，对于被告人来说固然是一个悲剧，对于被害人来说更是如此。以往的未成年刑事司法更多的关注在刑事审判中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刑事和解中强调了对被害人物质损害的赔偿，但对于未成年被害人来说，如何消除他们因遭受犯罪而产生的精神损害和心理障碍同样不可忽视。因此，在恢复性司法中，法官应当做更为细致的工作，组织未成年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真诚地进行沟通和协商，既要向未成年被害人介绍被告人犯罪的种种背景因素，又要向未成年被告人介绍被害人遭受的各种损害，必要时应当请社会工作者或心理医生对被害人进行心理干预。

最后，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引入恢复性司法，更为关键的是要力求使社会公众能够了解到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原因，能够促使相关的人加入理解、帮助未成年被告人的行列中。尤其是在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结束后，对于没有判处监禁刑罚的，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帮助和矫正力度，采取各方面措施消除引发犯罪的因素，使其能够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心情愉快地成长。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