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情况下，财政法的调整对象既可以表述为一种财政行为，也可以表述为一种财政制度，还可以表述为一种财政关系。财政行为着眼于财政主体的动态过程，财政制度着眼于财政运转的外在环境，财政关系则着眼于财政现象的内在联系。动态过程受制于外在环境，但也是外在环境的创造力量，而内在联系则是对动态过程和外在环境更高层次的概括，其内容更为丰富和兼容，因此，在表述财政法的调整对象时以财政关系为最优。
在历史上，由于人们对财政职能的理解不同，财政关系的范围也随着变化。自然经济条件下财政的主要职能是替君王筹集行政管理、国防安全与扩张以及皇室开支的经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财政也仅限于筹集收入满足国家日常经费开支的需要，很少通过再分配的形式调节社会收入不公平，也不需要干预资源配置。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以后，因为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种种恶果集中爆发。为了应对危机，财政的职能开始不断扩展。首先，财政应当在市场和国家之间有效配置资源，然后保证财政内部资源的合理分配。如界定财政活动范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安排财政投融资的规模、结构，并通过税收、补贴等方式，引导社会投资方向等。其次，财政开始通过自身活动进行社会范围内的收入再分配，以缓和两极分化现象，实现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如个人所得税累进征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实施社会保障等。最后，为解决市场自发运行中所产生的经济周期问题，“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开始实施，如在经济过热中提高财政收入水平、压缩财政支出，而在经济萧条时则通过减税等方式培育消费和投资能力，同时加大财政支出以增加社会需求，以此刺激经济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的主要职能是进行以国家为主体的、对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内的一切社会资源的分配。由于生产和生活都通过财政进行控制，不会出现收入分配不公或生产周期波动，因此财政资源配置职能也就将收入分配和经济调节完全包容在内。另外，由于财政活动无所不包的禀性，财政与企业财务、财政与金融都呈现难舍难分的关系。如，国家从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不仅可以取走企业扩大再生产所需的积累，而且还包括折旧基金等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物质资料，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和工资款的拨付也都是通过财政直接进行的。这样，企业财务的独立性就会完全丧失，从而依附于国家财政。又如，银行不能自主从事贷款业务，却必须按照财政的意图为相关项目提供建设资金，银行存款成为财政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银行也被称为“第二财政”。
跟计划经济时期相比，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对财政职能的探索已经出现了显著的进步。第一，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被视为独立经营的商业主体，其财务关系与财政关系完全分开，财政只是在投资和利润分配时才与企业发生联系。第二，财政与金融的关系也已经理顺，财政可以通过经济杠杆引导银行发放贷款，但是不能进行强迫。财政关系的范围至少将商业性货币资金关系排除在外。第三，在向市场经济推进的过程中，由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现象日益明显，财政的收入分配调节职能开始显现，开征个人所得税、实施社会保障等都是其中之例。第四，受市场失灵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也开始出现周期性波动。为保持经济的稳定性，财政开始主动寻找反周期的对策。如为了消除经济疲软，我国近几年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核心内容就在于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最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我国在财政改革实践中开始接受公共财政的观念，财政的活动范围及未来发展方向都据此作了大幅度调整。例如，对设计院、工程局等完全能够进入市场的单位，财政不再对其提供资金；对高等院校、文化艺术团体等介于市场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单位，财政不再全额承担其费用，差额部分由其通过收费加以解决；对于社会保障等关系到人民生命健康权的领域则不断增加投入，社会保障的范围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扩展到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人员，现在又在逐渐向农村推进；在财政投资方面，对于竞争性产业，财政不再作重点投入，财政资金开始明显地向基础产业、幼稚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倾斜。是否具有公共性以及公共性的大小已经成为中国财政活动范围的一条准则，公共财政已经成为中国财政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
由此可见，作为财政法调整对象的财政关系历史上并不是等同划一的。受财政职能不断变化的影响，财政关系的质和量实际上都在随之变化。从形式上看，财政关系一般包括财政收入关系、财政管理关系和财政支出关系三种，但每一种财政关系的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不一样。因此，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将财政关系界定为以财政为主体所发生的关系，从质的属性看，财政关系是一种具有公共性、必须通过国家筹集资金加以实现的社会关系。所谓公共性，是指某种物品（包括制度、服务）可以用来满足人们的一般需要，但却不能经由市场交换而实现的特性。如果某类物品完全不能通过市场交换而获得，必须由财政全额负担，则可称之为具有完全公共性。如果某类物品部分可以通过市场交换而获得，财政只需负担其差额，则可称之为具有部分公共性。如果某类物品完全可以通过市场交换而获得，不需要财政负担，则可称之为不具有公共性。即便财政已经参与其中，也应该激流勇退，终止这种财政关系。由此可知，公共性是判断财政关系内涵和外延的一条基本准则。


汤旺河区人民法院 褚静

浅议新合同法对无效合同的规定
郑新民

　　　　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新合同法)已于去年10月1日正式实施。新合同法的出台是对原有“三分天下”的合同立法模式的扬弃，顺应了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需要，消除了市场经济规则的分歧，并逐步完善了我国民商立法制度。
　　合同法作为调整交易关系的法律，是市场经济体制社会最基本的法律规则。正如美国学者福斯特指出的：“市场活动只在得到确实保证的情况下才会进行，作为一个整体，法律秩序对于一个市场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合同法为市场的运转提供保障、秩序和必要的手段，并且提供整个体制发展的活力……法律并不产生市场，但是法律规定市场存在的基础条件，无论对于伐木业或者是其他营业，合同法规定合理的有保障希望的框架，在其中人们可以进行计划和冒险”。新合同法对原有《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进行了统一和完善，吸纳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一些合理制度，并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同时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以鼓励交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出发点，缩小了无效合同的范围，扩大和增强了可撤销的合同与效力待定合同的内容。本文拟就该法对无效合同的规定略述己见。
一、无效合同的概述
　　所谓无效合同，是相对于有效合同而言的，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欠缺合同的生效要件，在法律上确定的当然完全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其有以下法律特征；
　　(一)违法性。无效合同的种类很多，但都具有违法性。这种违法性不仅指合同内容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而且表现在设立合同的目的方面。所谓合同目的，是指当事人缔结合同的直接内心原因。尽管合同内容不违法，但订立合同的目的违法，同样使合同产生无效的法律后果。即合同法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亦为无效合同。无效合同的违法性表明此类行为根本不符合国家意志和当事人意愿，因此，当事人不能使其发生法律效力。而且，国家会对此类合同实行干预，而不能将主张合同无效的权利完全留给当事人。
　　(二)无效合同从订立时就无效。由于无效合同从本质上违反了法律规定，因此国家不得承认此类合同的效力并加以保护。合同一旦确认为无效，就将产生溯及力，使合同自订立时起就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以后更不得转化为有效合同。对已经履行的合同义务，应通过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方式使当事人、受害人的财产恢复至合同订立前的状态。
　　(三)无效合同当然无效，是指合同无效不以任何人的主张和法院、仲裁机构的确认为要件，这就是无效合同当然无效的关键所在。
　　合同法确立无效合同制度，旨在防止和抑制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滥用，有利于维护市场交易安全，保证合同当事人所期望的利益得以合法实现。
二、新旧合同法对无效合同规定的比较与分析
　　(一)原经济合同法(以下简称旧合同法)的规定。旧合同法第7条规定了以下四种合同无效；
　　1?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
　　2?以欺诈、胁迫等手段所签订的合同；
　　3?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签订的合同或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同自己所代理的其他人签订的合同；
　　4?违反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
　　旧合同法有关无效合同规定的特点在于：
　　第一，顺应了计划经济的需要，充分体现了国家意志对法的干预。使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大打折扣。
　　第二，无效合同的范围过宽。对于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不加区分，未考虑法律规范的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凡违法均归无效。无例外的将采用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归于无效，大大限制了当事人的合同自主权。
　　第三，缩小了可撤销合同的范围。以欺诈、胁迫等手段订立的合同，在国外都是作为可撤销的合同，而不作为无效合同。而我国制定《经济合同法》等法律时，从保护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出发，却在后果上导致无效合同的范围过宽。实践中可撤销合同仅为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设立的合同。
　　第四，忽略了效力待定的合同。旧合同法对无权代理、越权代理等绝对归于无效，造成经济生活中相当一部分可通过补救措施完善生效的合同行为被宣布无效。《民法通则》虽对此作了相关的原则性的规定，但常常在适用中发生冲突。由于旧合同法对无效合同规定的以上几个特点，很容易产生几个弊端：
　　1?造成财产不必要的浪费。合同一旦被确认为无效以后，就要依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原则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相互返还已曾交付的财产或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其结果，不仅意味着当事人为履行合同而已支付的费用得不到补偿，订约目的不能实现，而且互相返还财产还会增加不必要的费用，从而造成财产的损失和浪费。
　　2?不利于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对于因欺诈、胁迫而订立的合同，不是基于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造成的一致协议，尽管违反了诚信原则，但对于交易秩序、社会公共利益并无损害，如当事人一方明知或主观上出于自愿，那就应从尊重当事人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出发，应将其纳入可撤销，可变更合同。
　　3?不利于促进交易。合同法的重要目标在于尽可能地促成交易，只有促进交易，才能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过多的宣告合同无效，将导致一些原本不应当被消灭的交易归于消灭。
　　(二)新合同法对无效合同的规定
　　新合同法在总结原来三部合同法及《民法通则》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建立社会统一大市场的需要出发，注重维护交易，对合同无效的事由作出了比较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规定。
　　新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该条将旧合同法第7条的规定进行了修改，即将原条文中的“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无效改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效。删除了无权代理合同无效。吸取了民法通则“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内容。具体讲：
　　(1)以欺诈、胁迫手段损害国家利益所订立的合同。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欺骗他人而使他人陷入错误而与之订立合同的行为。胁迫，是指一方当事人以将来要发生的损害或以直接施加损害相威胁，而使对方当事人产生恐惧并与之订立合同的行为。本条强调采用欺诈、胁迫手段损害国家利益所订立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将旧合同法的受害对象进行了严格限制，如果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合同。
　　(2)恶意串通的合同。恶意串通是指合同当事人在明知或应当知道某种行为将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而故意共同实施该行为。该规定与《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完全一样(一致)。
　　(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经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指当事人通过实施合法行为未达到掩盖其非法的目的；二是当事人实施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在内容上是非法的。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这是合同法公共利益原则的体现。公共利益是指关系到全社会的利益，表现为某一社会应有的道德准则。
　　(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一规定，修正了旧合同法和《民法通则》未将法律、行政法规的法律规范的性质加以区分的缺陷。这一修改，主要是为了给当事人创造一个比较宽松和谐的交易环境，并考虑到当事人的合同在与任意性法律规范不一致时对社会并无什么危害性。违反义务性规范还是禁止性规范的合同为违法合同。而在认定违法合同无效时，一般只需证明存在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客观事实，无须考虑当事人主观过错。前三类合同须证明当事人主观的愿意，至于第四类合同则当事人主观上须有过错。
三、认定无效合同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违法性。尽管无效合同的特征之一在于其违法性，但因无效合同的类型不同，因此强调无效合同的违法性，主要指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次为其他四种情形。而第54条第2款第2项的规定，虽然一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违反新合同法所确立的“平等、自愿、公平、诚实和信用的原则，但因其仅损害了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而另一方当事人有权依意思自治原则决定合同的命运。因此，准确把握违法性特征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
　　(二)《民法通则》与新合同法规定的予盾。《民法通则》第58条将“当事人一方采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订立合同”列为无效合同，而新合同法第52条规定对此进行了限定；即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并非绝对无效，而须以损害国家利益为前提。实践中对此适用时，按照“后法优于前法”的规则应按新合同法的规定予以界定。
　　(三)关于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新合同法第52条将“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确认为无效。这样在实践中如何判断是否损害国家利益，就成了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的难点。笔者认为，应先审查合同订立的目的，合同订立的内容。其次，判断履行合同产生的后果，不可主观臆断。由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社会生活的政治基础、社会秩序道德准则和风俗习惯等等，均可列入其中。因此，法官在界定是否损害国家利益时，要科学评判，慎重对待，不可轻易简单作出认定，使本应存在的交易关系归于消灭。
四、无效合同的处理
　　合同一经确认无效，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也随之无效，合同也应终止履行。对未履行的无效合同，终止履行一般就已足够，而对于已经履行或部分履行的合同，除终止履行外，以及全部履行的合同，还可能产生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法律后果。
　　(一)返还财产。这是合同无效后产生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后果。旧合同法及新合同法对此规定是一致的。实践中，适用返还财产，首先需注意，不以过错为前提，即接受财产的一方是否具有过错，都应负有返还财产的法定义务。其次，考虑以财产在法律上和事实上能够返还为条件。如果“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仍简单适用恢复原状原则，可能造成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及财产的不必要浪费。“不能返还”主要是指标的物灭失且无替代物，或者毁损严重无法修复，或者标的物经过使用价值已显著减少，或者标的物是专有技术等无形财产，或者该财产已经转移给善意的第三人等等；“没有必要返还”主要是根据实际情况，当事人相互协商认为不予返还并无弊害。
　　(二)折价补偿。当合同无效不宜适用返还原则，出现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情况时，应以当时国家规定的价格折合成钱款补偿；没有国家规定价格的，以市场价格或同类劳务的报酬标准折合成钱款后补偿，不可依双方约定的价格标准折合补偿。
　　(三)赔偿损失，因合同无效而产生的赔偿损失责任，可以说既是一种单独责任，又是返还财产后的一种补救措施。在合同未履行的情况下，亦有可能发生缔约费用，准备履行费用及信誉利益的损失。在此情况下，无过错的一方，因合同无效而遭受的损失是基于缔约过失行为而发生的。因而对此损失，应按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加以合理的界定，不可按合同生效后的实际利益加以认定。对于返还财产前，因一方实际占有，使用财产的收益，在返还时应作为损失的一部分适当予以赔偿，剔除使用期间合理的支出；防止合同无效使双方的利益造成失衡。
　　
　　(作者单位：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