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十堰市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十政办发[2004]46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十堰市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四年三月三十日

　　　　　　　　　　　　　十堰市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家《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和财政部《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财政扶贫资金，主要是指各级财政安排的扶贫开发资金，包括财政扶贫资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生产发展资金、科技推广及培训资金、社会发展资金和项目管理费）、以工代赈资金、老区建设资金和其他纳入财政扶贫资金专户管理的资金。

　　第二章　资金来源及使用范围

　　第三条　财政扶贫资金来源包括中央、省财政安排的资金，市县财政安排的资金及扶贫开发配套资金。
　　第四条　财政扶贫资金使用范围：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生产发展资金、社会发展资金和老区建设资金重点用于生态家园建设，帮助群众兴致富项目，修建乡村道路、桥梁，建设基本农田，兴修农田水利，解决人畜饮水等问题。适当用于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广播电视事业。科技推广及培训资金主要用于优良品种、实用技术和专业技能的引进、试验、示范、推广、职业技术培训等；以工代赈资金主要用于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群众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重点修建县、乡、村道路（含桥、涵），建设基本农田，兴建小型、微型农田水利，解决人畜饮水困难及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适当用于异地扶贫的移民村基础设施建设；扶贫项目管理费主要用于规划编制、项目评估、检查验收、成果宣传、档案管理以及县级以下扶贫会议经费、资料费、印刷费等开支。

　　第三章　扶贫项目申报、审批与实施

　　第五条　申报财政扶贫资金项目应具备的条件：
　　（一）符合国家扶贫开发政策；
　　（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三）符合农业农村发展总体要求；
　　（四）符合当地发展实际；
　　（五）能充分体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六）上级要求批准的其他项目。
　　第六条　推行项目推荐、会审制度。财政扶贫项目按照逐级上报的原则，由乡（镇）政府或县（市）区直有关部门提出申请，由县（市）扶贫办、计划局、财政局调查审核后报县（市、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批准，进入扶贫开发备选项目库，由市扶贫办、计委从备选项目中选取项目，与市财政局共同进行论证、评审，确定申报项目，报市扶贫领导小组审定下达项目计划，报省备案。
　　第七条　严格项目审批制度。扶贫项目一经审批，县（市、区）必须按照上级批复计划执行。如确需变更项目的，报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查同意后，由市计委、扶贫办分别按照项目管理的具体要求批复或上报。
　　第八条　建立项目实施监督制度。扶贫项目必须严格按照上级下达的项目计划和项目规划设计要求组织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县（市、区）扶贫、计划和财政部门共同对项目实行全过程管理。
　　第九条　同一项目不得多头申报。

　　第四章　资金管理

　　第十条　财政扶贫资金必须由各级财政部门设立财政扶贫资金专户，实行专项管理，封闭运行。当年结余，结转下年继续使用。专户储存所得利息，全部转作扶贫资金。
　　第十一条　实行扶贫项目资金公示制度和预拨制度。上级批复的年度扶贫项目、建设地点、扶持资金必须在收到文件后15日内在同级新闻媒体上进行公示，乡、村两级在组织实施扶贫项目时应在乡（镇）、村政务公开栏中公示；上级下拨的年度扶贫资金，市财政应在入账后15日内拨入县（市、区）财政账户，县（市、区）财政应在15日内足额拨入专户，一个月内将启动资金预拨到项目建设单位，做到资金到项目，管理到项目，按项目建设进度核拨资金，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项目较大、需要结转的财政扶贫资金，应报上级批准后结转。
　　财政扶贫资金的60%以上用于省、市确定的重点贫困村建设。重点村人口在1000人以上的每年扶持不得少于20万元；人口在500--1000人的村每年扶持资金不得少于15万元；人口在500人以下的村每年扶持不少于10万元，连续三年。其余部分用于其他急需的扶持项目和非重点村的扶贫开发。
　　第十二条　财政扶贫资金严格实行县级财政报账制度。财政扶贫资金的报账制管理按照财政部《财政扶贫资金报账制管理办法》（试行）和省财政厅《湖北省财政扶贫资金报账制管理办法（试行）实施细则》规定执行。报账程序：
　　1、财政扶贫资金报账时，必须以正式批准文件为依据，报账总额以批准的该项目财政扶持资金为限，不得超额报账。拨付资金时对10万元以上的扶贫项目资金预留扶贫资金总额10%的质量保证金，待工程验收合格后结算。
　　2、县（市、区）财政必须配备专职财政扶贫资金报账（核算）人员，乡镇财政配备专（兼）职报账人员。
　　3、县级财政部门根据需要，在项目实施前，经报账人申请，预拨财政扶贫资金数额的30-50%用于扶贫项目启动，在项目竣工结算时抵扣。
　　4、报账人申请预拨资金或报账请拨资金时，必须提供真实有效的财务凭证和工程进度证明。
　　5、乡、村组织实施的项目，由乡级财政部门逐一审核后集中向县级财政部门报账。由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的项目，实施内容落实到扶持的乡、村、组，报账时应提供项目建设所在地证明材料，并经乡级财政部门和扶贫部门审核。不得用财政扶贫资金抵扣村、组应交税费及各项欠款。
　　6、使用财政扶贫资金10万元以上的扶贫项目的材料采购必须实行招标采购制度。
　　7、项目竣工一年后拨付质量保证金。项目建设单位申请拨付质量保证金时应提供工程质量鉴定证明。存在工程质量问题的，还应同时提供产生质量事故的原因及处置措施等相关材料。
　　8、实行财政报账制发生的相关费用由各级财政预算安排。
　　第十三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切实加强对财政扶贫资金的管理，保证专款专用，严禁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滞留、占压、抵扣扶贫资金，不得计提业务费、手续费。
　　第十四条　建立项目竣工验收责任制度。财政部门根据项目建设进度拨付资金、汇审财务决算、监督资金使用。计划部门会同财政、扶贫办等有关部门对以工代赈项目进行竣工验收，扶贫部门会同财政等有关部门对财政扶贫资金、老区建设资金和其他纳入财政扶贫资金专户管理的扶贫资金等项目进行竣工验收。根据验收结果，财政部门监督项目单位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资产登记档案。
　　第十五条　实行项目建设预决算制度。使用财政扶贫资金的项目执行完毕后，建设单位要根据财政部门的要求，按时编制项目会计报表和年度决算，报县（市、区）财政部门审核汇总后报市级财政部门审核、汇总，报省财政厅。

　　第五章　资金监督与检查

　　第十六条　各级财政、计委、扶贫等部门要依法加强对财政扶贫资金的监督检查，配合审计等有关部门做好财政扶贫资金审计，并对审计结果进行公示。
　　第十七条　市级财政部门应在每年上半年对各县（市、区）上年度财政扶贫资金的拨付、报账制的执行、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效益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县级财政部门应对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管理进行经常性自查和检查，对30万元以上的扶贫项目实施预决算审计制度，确保财政扶贫资金安全、高效运行。
　　第十八条　对挥霍、浪费、克扣、挤占、骗取、套取、挪用、贪污财政扶贫资金，除收回扶贫资金、抵扣下年度扶贫资金外，依法对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行。




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困境及出路

张旭科


不安抗辩权源于德国法，又称拒绝权，是大陆法系传统制度。其目的在于预防情况发生变化而使先履行义务的一方遭受损害行，避免强制履行，从而达到维护交易的公平。我国《合同法》在保留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优点的同时，也吸收和借鉴了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的精华，构筑了一个相对先进并有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但《合同法》实施后，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由于《合同法》没有对不安抗辩权制度进行的具体的制度设计，因而其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理想，更无法谈上完美，甚至在司法实践操作中，出现了一个个我们无法避免的困境。正视这些困境并想方设法解决，已是法学理论与实务界责无旁贷的任务。
一、与预期违约法条间的隐性重合和冲突问题
综观《合同法》，虽然不安抗辩权适用范围的扩展、与从英美法系立法中吸收的预期违约规定的结合运用使先履行方的救济方式更充分，同时，我们却又不得不感到遗憾：由于这两种制度分别来源于两大法系，它们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细微差别，而我国立法者在法律移植过程中没有解决好它们之间的配合协调问题，只简单将之揉和在一起，以致造成冲突与矛盾，大大削弱了其制度价值。
根据《合同法》第94条第二款、第108条规定（通说认为，这两个条款是合同法关于预期违约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立即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而《合同法》第68条第二项“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是由不安抗辩权来调整的。那么一方 “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 的行为是否可以视为是“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义务”呢？如果不可以，那么要什么样的行为才能表明一方将不履行义务呢？这，恐怕立法者也难以回答；如果可以，那么就出现了不仅相同的法律事实可适用不同条文且针对同一种情形法律给予两种不同救济方式的不正常现象：如果先履行方援引第68条，则他将采用“掌握确切证据——中止履行——通知与等待对方提供担保”的救济方式，当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和提供担保时，先履行方才可以解除合同；而如果先履行方援引第94条第二款、第108条，则他可以直接解除合同并请求损害赔偿。这时，我们的法官是应该适用不安抗辩权的条款还是适用预期违约的条款呢？可见，合同法关于两种制度独立分散的规定方式，已造成了法条间的隐性重合和冲突，并进而在实践中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混乱与漏洞。
那么，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呢？有学者认为，可以授予先履行方以选择法条的权利；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如果授予先履行方有选择法条的权利，那么难免会导致其滥用合同的解除权，并立法精神相佐。因为在纷繁复杂的合同实务中，先履行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难免会以不安抗辩为借口，直接援引第94条第二款与第108条的规定来解除合同，达到毁约的目的，这就会使第69条规定的先履行方在履行不安抗辩权时应当负有举证和通知义务等旨在保障后履行方权利的措施形同虚设，难以对后履行方期限利益进行有效保护，同时，先履行方滥用合同解除权，会降低履约率,这也与合同法促进履约率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
笔者认为，虽然两大法系之间的取长补短已是各国立法界的共识，可这种渗透与融合决非简单的法条相加；同时，任何制度设计和选择都必须以发挥其制度功能和内在价值为前提，其基本要求是法律制度之间是非冲突的。因此，为了维护法律结构的严密性，我们就必须从根本上消除分别适用第68条和第108条及第94条第二项所产生的法律冲突。对于如何消除，笔者认为，由于《合同法》为我国基本法，有鉴于法律的严肃性，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朝立夕改的，而法律解释的功能也已从单纯探求法律规定意旨扩展到进而对法律进行漏洞补充、价值补充等诸多方面，所以，在现行制度规定的基础上，借助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来协调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两种制度的运用，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笔者认为，可以以认定不安抗辩权的标准来规定默示预期违约制度，吸收两种制度的精华，使之既具体又易操作。也就是说在合同法 “违约责任”中另辟条文，对默示预期违约作出专门规定，将“一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义务”纳入默示预期违约的适用范围，并使默示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在救济方式上趋于相同或类似，形成互补。正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不安抗辩制度与后面不完整的预期违约制度相互补充，才能完整的发挥作用。”
二、举证责任要求过于严格问题
对于先履行方行使不安抗辩权前的举证责任问题，虽然我国《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是参照了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及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的规定，但标准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要求是不同的。
在大陆法系国家，抗辩人只要证明对方的“财产显形减少”到令人以为将不能履行债务的证据就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无须证明“财产显形减少”的直接原因；而在英美法系国家，也只要有“合理理由”认为对方将不能正常履约即可主张对方默示预期违约。由此可见，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于财产状况恶化采用的是主观判断，举证责任较轻。然而，我国《合同法》第68条规定先履行方必须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法律规定的四种情形时，才能主张行使不安抗辩权。可见，我国《合同法》使用了“确切证据”标准，而不能凭主观猜测。
笔者认为，在先履行方举证责任问题上，采用“确切证据”的标准实在是过于严格。因为，虽然说《合同法》采用“确切证据”的标准是为了防止不安抗辩权制度在实践中被滥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今这个充分保护各种信息资源的社会，要取得“确切证据”并非是件易事，况且说我国目前的法制环境还不完善，当事人一方要通过正规渠道掌握“确切证据”是相当困难的，极有可能会人为地带出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如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对方的资产不良变动信息将涉及侵犯对方商业秘密问题等；同时，这种过于严格的举证责任，实质上是几乎等于剥夺了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机会，这明显有违设立不安抗辩权的初衷，严重扭曲了不安抗辩权制度创设之精神，损害了该制度价值功能的实现。
正如立法初衷，如果仅凭主观的猜测就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的确容易造成先履行方滥用该项权利；但同时，如上所述，举证责任的过于严格也将带来许多不利的后果。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在先履行方在具备基本证据的前提下，允许其向法院申请调查对方的资产负债、经营状况等方面的材料，把这一责任转交给法院，同时规定行使权利一方在负一定举证责任的同时，对方再负一定的反证责任。
三、法条用词的模糊性问题
以概念法学为基础建立的中国法律体系而言，无具体规定则会产生适用上的重大缺陷，是法律漏洞，往往会造成认定上的困难。而我国《合同法》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却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在许多方面都无明确或具体的规定，有些甚至用极为模糊的词句代替，这使得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难以实际操作与认定。在此，笔者现就不安抗辩权条文中存在问题与缺陷以及解决途径阐述如下：
1、适当担保的确定问题。所谓担保，包括人的担保和物的担保两种，这应是无疑的。但对于“适当担保”的“适当”程度，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通常理解应为与债务“相当”、“足够”，但实际上“适当”不等于“足够”。这就给先履行方留下了可乘之机。先履行一方可以以担保不适当为名拒绝履行其本不愿履行的合同，从而造成后履行一方的损失。建议最高院在进行司法解释时，对此进一步的明确界定。
2、提供担保的期限的确定问题。我国《合同法》将之界定为“合理期限”，至于“合理期限”为何则无进一步界定。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合同法的立法精神和合同自由原则，并参考国外的有关立法例，宜采取司法解释确定与当事人约定相结合的办法，即由最高法院做出司法解释，对“合理期限”的最长期限进行规定（可以移植英美法的30天）；同时允许当事人自行约定“合理期限”的具体时间（对于当事人双方约定合理期限的，规定其上限可以不受30日的限制）。
3、关于提供担保后继续履行合同的期限，《合同法》无具体规定。笔者认为，由于实践中，一方要求提供担保而另一方确实提供了充分的担保，这表明双方对实现合同目的存有较高的期望值。因而继续履行期限的确定，应以确保合同的实际履行为价值目标，将合同继续履行的履行期限交由双方当事人重新协商约定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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