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亡补偿费分配方案的顺位思考/王维永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02: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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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亡补偿费分配方案的顺位思考
——重庆市奉节法院判决王绍芳诉曹家同等分配死亡赔偿金纠纷案
[裁判要旨]
病亡补偿费本质上与死亡赔偿金同义，属于财产性赔偿，并非遗产，故应根据各亲属与死者关系的远近情况和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对死者经济依赖程度及其现实生活困难程度，综合平衡，合理确定分配方案。
[案情]
2009年11月28日，原告王绍芳之夫、曹丞之父、被告曹家同之子曹中平，在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图文信息基建工地木工理工作时突发疾病身亡。被告曹家同委派被告曹生斌与原告王绍芳等同去上海与用工方协商，获得经济补偿65000元，另领取曹中平生前工资13820元，共78820元，以案外人吴楚仲的户头存入银行70000元，存折曹生斌保管并设置密码，余款用于途中开支。返回后，曹生斌将全部余款交给本村支部书记魏伟处理，曹家同领走45000元，王绍芳领走3700元。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现金69900元。
原告王绍芳的丈夫死后，全家二口人，儿子曹丞现年8岁；被告曹家同现年95岁，共有两儿三女，除长子曹中平病故，余皆成年。
[审判]
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死者曹中平在务工期间因病死亡，获得经济补偿65000元，其内容是对死者家庭整体预期收入损失的赔偿，性质是财产损害赔偿，不属于遗产，可参照《工伤保险条例》和重庆市社保机构贯彻《工伤保险条例》的通知规定，根据与死者亲属的远近和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在其供养亲属范围内合理进行分配。曹丞是死者曹中平的儿子，应计算其相应的赔偿费用；曹家同系死者曹中平的父亲，其作为曹中平生前扶养的人，其生活费应当计算其中；王绍芳是死者曹中平的妻子，应对死亡的赔偿款合理分配；死者的父亲年老，儿子年少均是生活的弱者，在分割赔偿款时需要给予照顾；原告王绍芳、曹丞系死者的家庭成员，生活更为紧密，在分割赔偿款时应适当多分。死者生前工资，属于死者遗产，系另一法律关系，不属本案调整范围。因曹中平死亡所获得的经济补偿款，除去实际开支外，剩余部分在王绍芳、曹丞、曹家同之间合理分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并参照重庆市社保机构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第十一条规定，判决：一，曹中平死亡经济补偿6500元，除去实际开支30120元后下剩34880元，王绍芳、曹丞分得24880元，曹家同分得10000元；二，上列款项中王绍芳、曹丞分得的金额，品除王绍芳已领取的3700元，余款21180元由曹家同直接给付；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老年丧子、中年丧夫、幼年丧父，皆为人间悲剧。案件的处理应尽可能平衡各方当事人的情况，尽力减少冲突，避免再次触痛心灵的伤痕。
本案是一起农民工在外地打工中突发疾病死亡，引发亲属间关于病亡补偿费的分配纠纷。当曹生斌接受被告曹家同的委托赶往上海办完死亡补偿事宜返回，将除去开支后的余款交给本村支书魏伟后，经村里处理，对死亡补偿费进行了分配。原告不得已诉至法院，寻求法律救济，以维护其正当合法之权益。主审本案的女法官对双方当事人的处境深为同情，力主通过思想工作化干戈为玉帛，但由于被告方在子女的支持下坚持村里的分配方案，为防止久拖不决只得下判。该判决说理透彻，分配方案公正合理，以致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表明原告、被告及其子女们内心服判息诉。
一、打工中突发疾病死亡的经济补偿费性质分析
本案中，原告王绍芳的丈夫，被告曹家同的长子曹中平在外地打工中突发疾病死亡，用工单位补偿给其亲属的经济补偿费65000元，此款属于什么性质，直接关系曹中平亲属间亲等之确定及分配权益之判定。
笔者认为，农民工在外地打工中突发疾病死亡，一般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用人单位作为合法用工主体时，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然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的规定，“视同工伤”，按该法第三十九条“职工因工死亡”之规定，其近亲属应享受“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二是用人单位属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的职工因病死亡，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六条之规定，由该单位向死亡职工的近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赔偿标准不得低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三是按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即高法人身损赔规定中雇工损害赔偿关系），接受劳务的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按照《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参照雇工损害进行赔偿。
具体到本案，突发疾病死亡大多基于自身自然疾病原因，一般不归入侵权损害类赔偿，但曹中平在木工班工作，属农村工匠类技术工种务工人员，且在工作中发病死亡，有可能全系自身疾病原因死亡，也有可能突击加班、疲劳成疾等原因死亡，即不排除用人单位管理不当原因，人民法院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视同工伤”，认定因工死亡是可以的，但从经济赔偿费用看，因系双方协商所确定，不一定非按标准计算，亦无可指责。由此而论，本案病亡补偿费的名称并非法律素语，性质与死亡赔偿金相接近。因此，病亡补偿费作为财产性赔偿，属于对受害人造成的收入减少的损失赔偿，是对受害人亲属遭受的间接损害而赔偿之费用，本非遗产性质，但可参照遗产继承的基本原理，在亲等的第一顺序亲属中予以分配，符合立法本意和民间一般认知标准，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
二、同一亲等的近亲属分配病亡补偿费的基本原则
如前所述，在农人看来，出外打工的人因自身发病死亡，说不上赔偿，顶多给点经济补助。在笔者看来，打工者虽系自身发病而死亡，但若是在劳动中发病而死，从工伤保险角度“视同工伤”，属于因工死亡。其经济补助可以叫做赔偿，但不同于侵权法语境下的死亡赔偿金，可按照死亡赔偿金的处理原则进行分配。分配时，一般应注意掌握的原则是：第一，近亲属与死者之间的关系的远近情况；第二，近亲属与死者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第三，近亲属对死者的经济依赖程度；第四，近亲属现实生活的困难程度。法律并不主张一概平均分配。
本案中，死者曹中平的妻子、儿子和父亲同属于我国婚姻家庭法、继承法亲等的第一顺序近亲属。亲情是一种深度，爱情是一种纯度，用二者分析死者妻子、儿子、父亲三人与死者的关系，从关系的远近情况可以判断出的顺序是：妻子、儿子和父亲。这是因为，有道是“至亲者爹娘、至爱者夫妻”，妻子与丈夫的感情比谁都近，而且丈夫外出打工后，妻子守家耕种田地，养育儿女，其功不亚于出外打工挣钱，因此原告王绍芳当列第一。曹丞作为死者的独子，是死者的一生之希望，其奋斗之一生全在于独子的成长、成人、成家与成业，当列第二。曹家同作为95岁的父亲，虽非死者一个家庭中的生活成员，但却是他的生身父亲，且年高老迈，尽管其膝下有两子三女，但作为长子的曹中平比弟妹应更多些关爱，也是法定的扶养人。从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分析，不言而喻，妻子和儿子作为同一家庭中共同生活的成员，其紧密程度更强予独居的父亲。从经济依赖程度分析，依赖性最强者莫过于年仅8岁的儿子，其次是妻子，再其次是父亲。因为，父亲的扶养人有5个，死者属其中之一。从现实生活的困难程度分析，最困难者是死者的妻子和儿子。死者之死，致使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幼子需要抚养，田地需要耕种，其生活之惨状难以言表。而死者的父亲，已经95岁，余年不多，且生活无忧，与死者妻子、儿子相比较为宽松一些。
本案法官正是基于上列情况的分析思考，在死者曹中平的病亡补偿费除去开支尚存34880元的情况，按照上列分配原则，作出重要的两个决断：一是大胆否定村里的分配方案。按照村里的分配方案，作为死者妻子、儿子的原告方仅领取3700元，其余全归作为死者父亲的曹家同所得，基本剥夺了原告的合法分配权益，明显有失公平正义。但判决书只字未提村里分配方案之过错，主要虑及原告致诉之重心及顾及村级工作之积极性，不提及更为有利。二是确定了合理的分配方案，基本实行5、3、2的标准予以分配，即死者之子50%、死者父亲30%、死者妻子20%，判决死亡补偿费之余款34800元，原告母子共分得24880元（接近70%），被告分得10000元（接近30%）。既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精神，又贯彻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取得了化解纠纷，重聚亲情的良好效果。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
——重庆市奉节法院判决王绍芳诉曹家同等分配死亡赔偿金纠纷案
[裁判要旨]
病亡补偿费本质上与死亡赔偿金同义，属于财产性赔偿，并非遗产，故应根据各亲属与死者关系的远近情况和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对死者经济依赖程度及其现实生活困难程度，综合平衡，合理确定分配方案。
[案情]
2009年11月28日，原告王绍芳之夫、曹丞之父、被告曹家同之子曹中平，在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图文信息基建工地木工理工作时突发疾病身亡。被告曹家同委派被告曹生斌与原告王绍芳等同去上海与用工方协商，获得经济补偿65000元，另领取曹中平生前工资13820元，共78820元，以案外人吴楚仲的户头存入银行70000元，存折曹生斌保管并设置密码，余款用于途中开支。返回后，曹生斌将全部余款交给本村支部书记魏伟处理，曹家同领走45000元，王绍芳领走3700元。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现金69900元。
原告王绍芳的丈夫死后，全家二口人，儿子曹丞现年8岁；被告曹家同现年95岁，共有两儿三女，除长子曹中平病故，余皆成年。
[审判]
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死者曹中平在务工期间因病死亡，获得经济补偿65000元，其内容是对死者家庭整体预期收入损失的赔偿，性质是财产损害赔偿，不属于遗产，可参照《工伤保险条例》和重庆市社保机构贯彻《工伤保险条例》的通知规定，根据与死者亲属的远近和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在其供养亲属范围内合理进行分配。曹丞是死者曹中平的儿子，应计算其相应的赔偿费用；曹家同系死者曹中平的父亲，其作为曹中平生前扶养的人，其生活费应当计算其中；王绍芳是死者曹中平的妻子，应对死亡的赔偿款合理分配；死者的父亲年老，儿子年少均是生活的弱者，在分割赔偿款时需要给予照顾；原告王绍芳、曹丞系死者的家庭成员，生活更为紧密，在分割赔偿款时应适当多分。死者生前工资，属于死者遗产，系另一法律关系，不属本案调整范围。因曹中平死亡所获得的经济补偿款，除去实际开支外，剩余部分在王绍芳、曹丞、曹家同之间合理分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并参照重庆市社保机构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第十一条规定，判决：一，曹中平死亡经济补偿6500元，除去实际开支30120元后下剩34880元，王绍芳、曹丞分得24880元，曹家同分得10000元；二，上列款项中王绍芳、曹丞分得的金额，品除王绍芳已领取的3700元，余款21180元由曹家同直接给付；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老年丧子、中年丧夫、幼年丧父，皆为人间悲剧。案件的处理应尽可能平衡各方当事人的情况，尽力减少冲突，避免再次触痛心灵的伤痕。
本案是一起农民工在外地打工中突发疾病死亡，引发亲属间关于病亡补偿费的分配纠纷。当曹生斌接受被告曹家同的委托赶往上海办完死亡补偿事宜返回，将除去开支后的余款交给本村支书魏伟后，经村里处理，对死亡补偿费进行了分配。原告不得已诉至法院，寻求法律救济，以维护其正当合法之权益。主审本案的女法官对双方当事人的处境深为同情，力主通过思想工作化干戈为玉帛，但由于被告方在子女的支持下坚持村里的分配方案，为防止久拖不决只得下判。该判决说理透彻，分配方案公正合理，以致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表明原告、被告及其子女们内心服判息诉。
一、打工中突发疾病死亡的经济补偿费性质分析
本案中，原告王绍芳的丈夫，被告曹家同的长子曹中平在外地打工中突发疾病死亡，用工单位补偿给其亲属的经济补偿费65000元，此款属于什么性质，直接关系曹中平亲属间亲等之确定及分配权益之判定。
笔者认为，农民工在外地打工中突发疾病死亡，一般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用人单位作为合法用工主体时，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然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的规定，“视同工伤”，按该法第三十九条“职工因工死亡”之规定，其近亲属应享受“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二是用人单位属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的职工因病死亡，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六条之规定，由该单位向死亡职工的近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赔偿标准不得低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三是按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即高法人身损赔规定中雇工损害赔偿关系），接受劳务的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按照《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参照雇工损害进行赔偿。
具体到本案，突发疾病死亡大多基于自身自然疾病原因，一般不归入侵权损害类赔偿，但曹中平在木工班工作，属农村工匠类技术工种务工人员，且在工作中发病死亡，有可能全系自身疾病原因死亡，也有可能突击加班、疲劳成疾等原因死亡，即不排除用人单位管理不当原因，人民法院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视同工伤”，认定因工死亡是可以的，但从经济赔偿费用看，因系双方协商所确定，不一定非按标准计算，亦无可指责。由此而论，本案病亡补偿费的名称并非法律素语，性质与死亡赔偿金相接近。因此，病亡补偿费作为财产性赔偿，属于对受害人造成的收入减少的损失赔偿，是对受害人亲属遭受的间接损害而赔偿之费用，本非遗产性质，但可参照遗产继承的基本原理，在亲等的第一顺序亲属中予以分配，符合立法本意和民间一般认知标准，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
二、同一亲等的近亲属分配病亡补偿费的基本原则
如前所述，在农人看来，出外打工的人因自身发病死亡，说不上赔偿，顶多给点经济补助。在笔者看来，打工者虽系自身发病而死亡，但若是在劳动中发病而死，从工伤保险角度“视同工伤”，属于因工死亡。其经济补助可以叫做赔偿，但不同于侵权法语境下的死亡赔偿金，可按照死亡赔偿金的处理原则进行分配。分配时，一般应注意掌握的原则是：第一，近亲属与死者之间的关系的远近情况；第二，近亲属与死者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第三，近亲属对死者的经济依赖程度；第四，近亲属现实生活的困难程度。法律并不主张一概平均分配。
本案中，死者曹中平的妻子、儿子和父亲同属于我国婚姻家庭法、继承法亲等的第一顺序近亲属。亲情是一种深度，爱情是一种纯度，用二者分析死者妻子、儿子、父亲三人与死者的关系，从关系的远近情况可以判断出的顺序是：妻子、儿子和父亲。这是因为，有道是“至亲者爹娘、至爱者夫妻”，妻子与丈夫的感情比谁都近，而且丈夫外出打工后，妻子守家耕种田地，养育儿女，其功不亚于出外打工挣钱，因此原告王绍芳当列第一。曹丞作为死者的独子，是死者的一生之希望，其奋斗之一生全在于独子的成长、成人、成家与成业，当列第二。曹家同作为95岁的父亲，虽非死者一个家庭中的生活成员，但却是他的生身父亲，且年高老迈，尽管其膝下有两子三女，但作为长子的曹中平比弟妹应更多些关爱，也是法定的扶养人。从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分析，不言而喻，妻子和儿子作为同一家庭中共同生活的成员，其紧密程度更强予独居的父亲。从经济依赖程度分析，依赖性最强者莫过于年仅8岁的儿子，其次是妻子，再其次是父亲。因为，父亲的扶养人有5个，死者属其中之一。从现实生活的困难程度分析，最困难者是死者的妻子和儿子。死者之死，致使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幼子需要抚养，田地需要耕种，其生活之惨状难以言表。而死者的父亲，已经95岁，余年不多，且生活无忧，与死者妻子、儿子相比较为宽松一些。
本案法官正是基于上列情况的分析思考，在死者曹中平的病亡补偿费除去开支尚存34880元的情况，按照上列分配原则，作出重要的两个决断：一是大胆否定村里的分配方案。按照村里的分配方案，作为死者妻子、儿子的原告方仅领取3700元，其余全归作为死者父亲的曹家同所得，基本剥夺了原告的合法分配权益，明显有失公平正义。但判决书只字未提村里分配方案之过错，主要虑及原告致诉之重心及顾及村级工作之积极性，不提及更为有利。二是确定了合理的分配方案，基本实行5、3、2的标准予以分配，即死者之子50%、死者父亲30%、死者妻子20%，判决死亡补偿费之余款34800元，原告母子共分得24880元（接近70%），被告分得10000元（接近30%）。既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精神，又贯彻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取得了化解纠纷，重聚亲情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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